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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传刚等：《网约车管理切莫新瓶装旧酒》，《深圳特区报》2016年9月6日，B09版。

在研究目标上，有建立中国特色宪法学理论体系和宪法秩序还是建立英美宪法理论和宪法秩序的分歧。家庭和国家与个人荣辱与共、休戚相关，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很容易产生家庭本位的价值观念。

欧美个人主义的权利观念由于不符合近代中国的需要，未能在中国的文化土壤扎根下来。摘要：中国宪法面临着多元化的文化土壤，但占主导地位的是以具有集体主义倾向的传统文化和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文化。在论证思路上，本文认为中国宪法的集体主义品格既是一种文化品格，也是一种规范品格。它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生产生活方式、政治组织结构和价值观念体系之中，并在救亡图存的近现代革命建国过程中进一步确认。如19世纪以前的英国宪法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甚至不能在大学里面进行讲授。

〔作者简介〕陈明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概而言之，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代表的是中国人对于自身存在方式和存在意义的价值决断。[10]吉炳轩：《民法典应大力弘扬民族精神》，载《中国人大》2016年第14期。

很多人格要素，并不像物那样有清晰的空间范围，它还涉及人的独特心理感受、人的活动在外界的投射，这些要素本身的边界并不清晰，它们虽然客观存在，但不能被直接感知，带有抽象性，导致人们无法判断自己的权利边界，预知自己的行为后果。以宪法权利为根据的请求权与以民法权利为根据的请求权分别是公民针对公权力机关的权利主张和私人针对私人的权利主张，宪法权利不可能适用于私法领域。人格权进入民法体系则必须具备民法权利的共同属性，其形成和发展的障碍来源于民法权利体系内部。[4]在上述争论中，学界虽然对人格权是否独立成编存在不同认识，但对未来立法将人格权界定为权利应该没有争议。

人权自成体系，不存在迎合某种权利体系的问题，其本身的特性即是宪法权利的特性，其形成和发展的障碍来源于偶然的外部因素。客观法虽要求立法机关履行国家保护义务，但立法机关对于是否履行和如何履行保护义务有很大的自决空间，因为此种义务的履行往往涉及制度建设，超出私人利益的范畴，需要谨慎的利益平衡考虑。

[1]以梁慧星教授为代表的学者强烈反对人格权独立成编。参见王利明、周友军、高圣平：《侵权责任法疑难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58-60页。[15]参见张千帆、曲相霖主编：《宪政与人权指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31]倡导绝对理性主义的法国学者认为，实在法上的人格来源于自然法上的人的理性，人作为一个自然人即当然拥有人格，这种天赋人格只能描述不能定义，人格权是自然权利，在实在法中规定反而会导致效力位阶的退化。

立法机关的抉择虽然暂时平息了学界关于人格权应否独立成编的争论。宪法体系下的基本权利和民法体系下的人格权在各自的产生发展路径、主观权利属性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以基本权利的客观法属性为纽带，基本权利与人格权可以间接互动，二者在不同体系下各司其职，分工协同，不可混同亦不可相互替代。[32]德国民法深受康德伦理主义哲学的影响，依据康德的主张，人只能利用手段达成目的，不能成为手段，不能成为人的意志把握的对象。此外，忙于追求物质财富，人们对人格权保护的需求并不强烈，传统模式对生存性因素（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名誉等）的保护基本满足了当时的社会需要。

宪法权利不能调整私人之间的关系是宪法权利的固有特点，我们不能说这是宪法权利的局限，它是宪法权利诞生之初就具有的秉性。[8]遗憾的是，耶利内克所期待的法学界的康德迄今为止仍未出现，因此包括人格权性质在内的众多法学问题的争论仍在延续。

参见徐国栋：《人格权制度历史沿革考》，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1期。理清了基本权利的间接第三人效力和立法机关立法活动的关系之后，德国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制度则变得清晰。

五、结论 民法人格权和宪法人格权存在于不同权利体系之下，二者的区别从产生之初就固然存在。参见《埃塞俄比亚民法典》，薛军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理性主义使人的价值得到强调，平等观念突破身份等级，每个人因具有自然理性而平等。人格权在《德国民法典》的权利化路径也遇到同样的障碍，无论是康德还是萨维尼都赞成人格权是自然权利，不能成为法定权利。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基本权利也承袭此种特性，具有超越其他部门法权利的先在约束力。[39][德]耶利内克：《主观公法权利体系》，曾韬、赵天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7、49页。

[27]参见于凤梧：《卢梭思想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2页。更确切地说，即使一项权利以同样的称谓先进入民法后进入宪法，或者相反，也不是基于同一权利发生的性质演变或者叠加。

所谓人格权的宪法化趋势、人格权向宪法的回归，其实质是人格权和人格利益的保护在宪法中得到强调。宪法人格权作为客观法，与民法人格权产生互动，这种互动突出表现在基本权利的间接第三人效力上。

参见[德]耶利内克：《主观公法权利体系》，曾韬、赵天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4-84页。人格权要想成为一项民法权利，必须符合民法权利的特征，使民法权利体系得以自洽，民法权利的固有属性造成了人格权私法之路的理论障碍和立法困难： 1.在民法中规定人格权会导致人格权效力位阶的降级。

相对而言，民法是市民社会内部的私人活动规则，调整私人之间的横向关系，强调主体之间的平等和意思自治，其功能在于为每个人的活动自由设置边界。这种对自然法思想的极度推崇反而成为人格权权利化的障碍。[21]参见陈端洪：《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4期。客观法属性由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通过著名的吕特判决确认，[42]反映了公民权利保障的加强趋势，其产生实质上是宪法自身发展逻辑的当然结果，因此具有实质上的普遍意义。

二者之间的界限不仅与权利本身相伴始终，而且如果无视这一界限，将宪法权利作为私法请求权的依据，将造成权利体系的紊乱和私法自治的受损。甚至侵害人格权造成的损害往往也是精神性的，难以客观化。

因此，基本权利不仅是个人权利，而且是超越一切法秩序的客观价值，其效力突破公民——国家的范畴，对整个法秩序（公法和私法）产生效力。[50]德国法上，基本权利的主观权利属性明确彻底，无论是规范层面还是制度层面，都为基本权利提供了充足的救济途径。

其次，在民法上人格利益权利化具有正当性。由于传统法学理论人格权被解读为自然权利，人格权的私法化遭到理性主义和伦理主义的坚决反对，加上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化导致人的物化，对经济利益的狂热追求导致被神圣化的人的伦理内涵被遗忘，对人格利益保护的社会需求没有那么迫切，因此人格权难以进入民事范围。

当然，宪法区分于私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明确公权力的范围，其本身并不能阻断宪法对私法的渗透，宪法对市民社会的渗透是宪法的应有之义，是宪法客观法属性的延伸，但这种渗透绝非所谓的宪法私法化，如果宪法规定直接作为私法裁判的依据，容易混淆宪法和私法的界限。给付义务则只涉及私人——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为私人提供特定的物质条件。[55]参见邓小芒：《康德道德哲学的三个层次——〈道德形而上学基础〉述评》，载《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25]普适性的自然权利只能是一个道德问题，强制性的人权保护还需要以国家为单位，自然权利的享有和实现以人权的国家化和制度化为必要。

[38] 可见，由于人权和人格权之间的属性、结构和功能方面的固有差别，导致二者形成所需要的理论条件和社会基础并不相同。《中国民法典中不能设置人格权编》，载《中州学刊》2016年第2期。

人格权受到了民法权利体系的排斥，直到现在，人格利益权利化也仅在少数国家得以完成。基本权利条款成为评判立法是否正义的标准，违反基本权利条款的法律不会被遵守。

另一方面主张社会契约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这种形式组成政治共同体，保护每个结合者的权利。民法人格权和宪法人格权分属于民法体系和宪法体系，二者功能不同，在效力上区分明显，界限不可逾越。